成都是西南最大的城市聚落，人口稠密。商贸频繁，城市繁荣，很多街名都留下了成都集市贸易发展的轨迹。
今天的簇桥，曾经隶属双流，解放后才划归成都管辖。簇，本义是小竹丛生。也通“蔟”（老成都人读作cuo桥，因古四川人把这念为蔟（cuo）丝。由此这一读音代代相传的保留到了今天）。据考，簇桥应该始建于三国蜀汉时期。古蜀文化，和蚕是分不开的。所以簇和蚕也有关。簇，原指蚕山。也就是古蜀时期，嫘祖将野蚕人工驯化。再教会古蜀先民，栽桑养蚕。后来，养蚕人为了让老蚕，最后能顺利的吐丝织茧。于是，人为的模拟野蚕的野生环境，用秸秆（小麦或者油菜杆），挽绑成把，竖立山，人为的动手给蚕制造的产茧的“蚕山”。这种蚕山的制作，在民间还依然在沿用。蚕山后来的学名就叫“簇”。
簇桥镇历来盛产蚕丝。“簇”的字义是供蚕吐丝作茧的用具，多用农作物的秆如油菜秆、麦秆等扎成。自秦汉以来，成都就成为蜀锦的生产中心，而簇桥地处成都平原腹地，栽桑养蚕业十分发达，丝织品和生丝的交易也十分繁荣，逐渐形成城市聚落。
因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建立，安邦建国以及后来的北伐战争经费，都是大量依赖丝绸的出口。所以，聪明绝顶智慧化身的诸葛丞相，把半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蜀地农业的发展。其中，尤其注重桑蚕业的发展。由此让已经在西汉有一定规模种植的桑田，在蜀汉时期又继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因为栽桑养蚕的需要，“簇”的需求量也大增。大概也就是因为从哪个时候起，“簇”变成了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而交易这种商品的地名就变成了“簇”地。之后，因交易簇而兴起的场镇，也慢慢的聚居了越来越多的人。再后来因为人们出行的需要，在西南水乡的这个地方，建了桥。买卖簇的交易，人们也就自然的选择了在人人必经之地，人流量大这座桥边。桥的名字就叫取名叫做簇桥。意思为：交易簇这个地方的桥梁。
自此以后，簇桥就慢慢成了附近栽桑养蚕人的聚局地。在今天的蜀江锦院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里，有一幅名为“五星出东方”的蜀锦复制品。这是原样复制的，于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秦汉时期蜀锦制品。这块蜀锦历经千年而不毁，其上还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小篆。新疆博物馆内，藏有国家一级文物、唐代丝织物残片“连珠龙纹锦”。残片背面有墨书题记“双流县，景云元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丝织物中唯一记载有出产地的文物。
唐宋时期，因蚕丝交易兴旺，簇桥一度改称为茧桥。且唐、宋时期，双流一直是种桑养蚕的主要基地和交易市场。
簇桥作为最重要的丝绸之地，一直延续到清朝和民国。明清，川内东路的资州（今资阳市），南路的嘉州（今乐山市），西路的灌县（今都江堰市），北路的法川（今三台县），以及外省湖北、陕西、江西、广东等地的丝绸商人都云集于此。《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成都有机房二千处，织机万余架，机工四万人，丝织品占全省总额百分之七十。”清.光绪年间，全省最高产量达到70万匹。清人六对山人有竹枝词咏曰：“青桑老尽茜花开，新妇看蚕婆不来。织得西川宫样锦，机头先与小姑裁。”写出了当时人们，一家老小栽桑养蚕，剿丝织锦，其乐融融的景象。清.乾隆时期，政府曾在簇桥设劝业道，尤重蚕事。鼎盛时期，在簇桥从事丝绸生产、加工的经营商户多达多家，从业工匠达到到人。
在民国时代的双流县志中还能查到相关记载：出老成都南门十五里，有一块好地叫簇桥。一座五洞的石拱桥横跨河上。据旧史记载，此地原桥，最早是竹索桥（笮桥），此石拱桥初建于明惠帝建文年间（～年）。大清咸丰三年，乡人还曾因其“年沉久远，不无坏缺，兼以车辕马骤，蹂躏不堪，因聚同仁相商，重加修缮。”
据说当年在此桥桥头，登上桥南的灵官楼第二层，还可放眼四望：石桥横卧清波之上，桥北的石碑厚重沧桑，南岸的清风亭依偎在河岸一旁。而今，随时间流逝，这个桥在后来的政权更迭中，或因为自然原因，或因为战争，或因为经济的发展进行的城市建设。桥也就逐渐的消失了，地名也因此而遗留了下来。
簇桥的出现不是孤立的，与之相邻出现的“机投镇”之名，也是因为机投桥的出现。机头桥原名为“机头桥”。始建于清乾隆十年（年），是头道河上的一座13孔石桥，因桥形状如织布机头，故名机头桥。民国33年，辖区内的成公中学校长夏峋（字斧私），因暗讽通江哥老会袍哥舵把子李培根，为人处世善于投机。在马家寺西场口外江安河右岸的果园内新建公馆完工，把落款写成“机投夏斧私”。百姓不知其用意，认为夏校长乃做学问之人（夏峋系留学生），把“机头”写成“机投”有道理，以后都跟着把“机头”写成“机投”，沿用至今。以此而最终得名。桥因“簇”而出，“簇”因桥而兴。现如今，簇的生产和交易已经逐渐的远离了这片富饶的土地。而“簇”与桥结合而成的“簇桥”地名，就一直是人们对于这段历史，最真实的记忆。
“簇桥”这类地名既反映了成都历史上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农业时代成都的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兴盛局面。
历史上成都工商业繁荣，尤以手工业为盛，工艺作坊区域集中，往往整条街道都是同一行业的聚集地，因此“以集市、作坊命名街”。以某种行业或者以贩卖的某类物品来命名商业集市在成都老地名中数量大、范围广，涵盖了日常生活和商贸交易的诸多方面。含有“锦、店、市、场”及各类生活物资名称的地名众多，留存了大量以商业集市为名的街道，如纱帽街、暑袜街、锣锅巷、草市街、盐市口、骡马市街等。由于经营方式改变和作坊搬迁使得很多街道已名不副实，但街名反映了集市贸易发展的轨迹和成都历史上工商业的繁荣。
自汉代以来，成都就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唐代的成都在经济、文化上更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时人广为流传的“扬一益二”的说法，即反映了成都在当时的繁荣兴盛。成都的许多地名都记载了成都历史上繁荣的社会经济。
成都手工业分布的一大特点是区域集中．往往整条街道都是某一行业的聚集地。因此在许多街道地名中都隐藏着传统手工业的踪迹。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可谓是成都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历史见证。成都的金银丝编织品历代都是朝廷贡品，金丝街、银丝街、铜丝街便是当时相关手工业作坊及商店的集中地。类似以生产作坊或集市取名的街道还有金玉街，这里集中了买卖生金、玉器的商店；玉沙街是玉石粗加工作坊集中的街道；玉石街则集中了对玉石进行精加工的作坊：纱帽街开设有多家专门制作戏曲服装的作坊店铺。浆洗街的得名与传统手工硝制皮革中有“浆洗”这一道重要工序有关。此外，锣锅巷、油篓街、皮房街等都记录了成都工艺作坊的变迁。
成都市玉沙路新华饭店，原刘文辉公馆及西南民族学院、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楼旧址
成都平原得水利灌溉之便，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蚕桑业、丝织业也日益兴起。到了汉代丝织工具和技术已有很大进步。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在成都置锦官城，以便集中织锦工匠，管理织锦生产，成都因而有了锦官城的雅称。南朝梁的李膺在其《益州记》里写道：“锦州在益州南、笞桥西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而环绕成都的锦江，就是因为有许多工人在其中洗濯蜀锦而得名。
成都还有数量较多的以商业集市为名的街道。位于盐市口广场一侧的染坊街有着市中心荷花池的别称，主要经营各类服装、鞋袜、文具、饰品等等，是市中心著名的小商品批发零售一条街。据街上的老人介绍，这里早在清朝时期就是小商户密集的地方。当时街上的居民主要以开染衣作坊为主，染坊街也因此而得名。其他的以商业集市命名的街道如金鱼街是出售金鱼和鱼铒的集市：棉花街是加工丝棉、棉花的作坊的集中区；珠宝街为贵重首饰交易场所；草市街则为郊外农民挑草进城出售的集市。此外。成都专门的集市贸易地还有很多，形成了若干以集市命名的街道地名，如牛市口、羊市街、豆腐街、簸箕街、暑袜街、肥猪市街、斧头巷、磨房街、盐市口、青羊市街、炮厂坝街、线香街等。清末变法提倡实业，相应地出现了一批反映时代变化的新型商场，如商业场、悦来场、锦华馆等。
春熙路是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商业集市。查证历史资料，春熙路的前世肇始于商贾，发命于官府，完成于军阀时期。人们取老子《道德经》中：“众人熙熙，如登春台”的句子，取名为春熙路，以描述这里商业繁华、百姓熙来攘往、盛世升平的景象。作为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春熙路不仅历来都是成都人销金玩耍的重要去处．还传承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
由于商业的发展，成都地区还产生了我国最早的货币——“交子”。成都现在的均隆街是由原来的椒子街和均隆街合并而成。关于椒子街的得名，有人认为是因为街旁长有一颗山胡椒树。但据专家的考证。北宋时期这条街上有一个衙门叫交子务，专门负责古钱币交子的印制、发行、监督工作，是交子的流通地，因此这条街最早实则该称为交子街。后来在民间误传为椒子街。世界上真正意义上使用纸币是从北宋时期的成都开始。
交子是北宋发行的一种纸币，意即作交易用的筹码。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一项重大革命。堪称世界钞票的鼻祖。宋代交子的出现与成都，是当时成都商品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既得益于成都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需要。也离不开造纸和印刷技术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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